作者在该书中用大量文献和古文字资料证明儒家是重情的，与以前多数学者认为儒家只讲“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”而不重情截然相反。作者认为，新发现的上海博物馆馆藏战国竹书《孔子诗论》里的三句话，“诗亡（不）吝志，乐亡吝情，文亡吝言”，是互补性或互文性的命题，突出的是一个“情”字，推翻了过去有些学者认为儒家诗论仅仅“重教化，重政治，重理性”的偏见。作者从文字学和训诂学角度论证了“诗：志：情”三个字古义本是相通的。“诗”字从“之”不从“止”，“志”亦从“之”，在心曰志，发言为诗。“之”就是有所生发，有所进出。“诗：志”二字都指情志及其抒发，这里的“情志”包括思想和情感，偏重情感。“情”又是广义的，包括爱情、亲情、友情等。儒家“伦理”向来重亲情，郭店楚简甚至有“道自情生”的石破天惊之语。这一切跟《诗经》和几乎一切中国古典诗歌都重抒情一致。

    作者以古文字和民俗学材料对《诗经》六义做了较新的解释。风、雅、颂的解释基本与叶舒宪等一致，对赋、比、兴则有更多创新性的诠释。他认为“赋”本是“流水账”，像《红楼梦》里乌之孝朗诵“实物地租”的清单，是“直述其事，不假比兴”。“比”早见于“陶纹”，比喻之外还含“比事”。“兴”则来源于劳动号子的“领唱”。自学出身的萧兵先生打过夯、拉过纤，他在该书中用甲金文和图片证明，“兴”字的四手共举一物的“物”，正是长立方体的大夯杵（甲金文所见为“俯视图”）。打夯时，歌头领唱一句“落叶子啊，落叶子……”，具有选辞、定调或者择韵的作用。一般是“首句喻”，唤出下文，引起动机，这就是“兴”。作者举出了《诗经》中有不少“打夯”、“抬木”、“伐树”等带“兴”的号子。他这一“得意”的结论，是他研究了全国各地数十种“号子”以及国内外几百首有雅有俗的含“兴”的诗歌以后，得出的。

    作者认为，《诗经·国风》中的大部分土生土长的民歌,尤其是情歌，在孔子等文人乐师修订整理《诗经》时保留了原汁原味，并没有随便删改。萧兵先生坚决反对近几年流行的“《风》诗非民歌”理论。他认为这种理论是对30年前把民歌狭隘化、神圣化的“民粹主义”思潮的反动，在当时对解放思想、拓宽眼界确实有一定的益处，但不符合《诗经》的实际。

    作者使用大量人类学、民族志田野纪录，反驳了“初民没有爱情、没有爱情诗”的观点以及“物质贫困者，精神不会富有”的谬论，他用民俗学方法重新解释了《诗经》里多首或明或晦的情歌民谣，尤其是与“过渡仪式”相关的一些民间谣曲，让人耳目一新，读之兴趣盎然。这也是该书的一大亮点。

    该书的不足之处是谈“诗”虽多，讲“诗论”却较少，整体的美学、诗学理论水平不高。这也许是书名叫“推绎”的原故吧。另外，该书引经据典过多，前半部分读起来颇为费神费时，这也是作者20本左右著作的老毛病。